这些单位、团体与管理相对人之间不存在平等的民事关系，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
个人也已经无法基于隐私，垄断外界社会进入私人世界的识别权，识别已不只是个人对世界的识别，而逐渐转变为机器对个人的识别。第三层是精神层的智识隐私（intelligent privacy）。
隐私设定了在私人和公共之间存在一条明确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可以是窗帘、幕布，也可以是围墙与隔断。隐私无法再简单通过私人空间的划界来形成连带保护，相反，主体必须强化对散落在私人空间之外的信息控制，来把握自己的隐私命运。通过相互的接触与博弈，在双方隐私之间制造的间距创造出了互动的微妙空间，由此产生了戈夫曼（Erving Goffman）笔下奇妙无比的面具表演。这使其陷入了一个深刻的悖论。在人脸识别之外，今天遍布我们周遭空间的是不计其数、隐匿无形的监视技术，它们吞吐一切可以数据化的信息，全息实时生成各种数字形象。
在金字塔顶端，是作为沟通层的信息隐私（information privacy）。即使陌生人社会，为了克服一次性博弈形成长期合作的可能，也往往借助信任避免识别机制的反复启动。[11]立法作为一项兼具法律性与政治性的实践，是借助民主这一公共生活方式凝聚智慧、消弥分歧、达成共识，实现人及其所属政治共同体兴旺发达的过程。
对于立法的内涵和外延，众说纷纭，但一般有过程说与结果说两种。在能力建设方面，立法机关应当特别重视培养议员的代议意识、了解自身局限性和学习意愿等能力。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四）队伍专业：优化立法者与立法工作者的构成 应当制定一部法典的时代，必当在智慧上超迈此前的一切时代，因而，一个必然的结论乃是，其立法能力必定为其他时代所阙如，因而，应当认为这一时代在其他方面亦且具有高度修养。
立法兼具政治性与法律性、专业性与综合性、理论性与实践性，需要综合性的立法能力作为支撑。[4]故此，立法能力强调的是实现立法目的的先决条件，表现为一种实际的能力，立法机关所立之法的成功率乃立法能力实现的标志。
立法背景资料、草案说明、审议记录、审议结果报告、修改报告等都是言辞表述最重要的支撑，立法者言辞表述目的是充分地说明和提供所立之法可接受性的理据。[49]（美）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第九版），林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页。如在美国，大量的立法工作不是在参议院或众议院的大厅里进行，而是在委员会的房间里完成的。（三）程序保障：完善人大的立法程序 立法机关拥有严格界定的程序，以确定一部立法怎样提起、辩论和通过，它由什么构成（那就是说，它的最终权威文本是什么），以及它何时生效。
立法过程具有阶段性、关联性和完整性，上述立法能力贯穿于立法的全过程，但必须注意到在每个阶段立法能力重点指向是不同的。[55]沃尔德伦，见前注[30]，第158页。真理越辩越明，这样便于统一意见，形成决议。立法决策应当建立在立法过程中对有关资料、意见、主张的理性认识、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之上，绝不能以先入为主或以立法程序之外所形成的预断、偏见为基础。
法案的起草过程是起草者塑造法案形式与实质内容的过程。[12]立法者不仅需要具备充分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同时还必须具有深厚的法律知识和熟练的立法技能。
注释: [1]参见李林：全面深化改革应当加强立法能力建设, 《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8期，第24页。第四，立法能力表现为立法的生产力。
因之，无论是中央立法还是地方立法，立法能力的提升也更显必要。二是指立法机关成员虽为政治性的公职但必须具备专业技术知识。面对中国的现实问题，为保障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的体制机制, 2015年修改后的《立法法》（51条）也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发挥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2]但总体而言，我国目前对立法能力尚未有专门的研究成果，对立法能力的内涵仍未有共识性的观点。[56]参见宋方青、王翔：论我国人大立法审议机制的功能与优化,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117页。立法能力问题需要置于宏观的宪法体制中加以考察。
（一）制度支撑：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建设 立法者立法能力的养成和发挥需要强大的制度支撑。这个阶段强调的是立法运作的法定性及严肃性，强调的是立法是一个受规制的过程。
起草者需要具有实现法律与政治平衡的能力。[8]国内学者对能力的内涵也多有阐述，如有学者认为能力是人在某种实际行动或现实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可以实际观察和确认的实际能量，它表明人驾驭某种现实活动的熟练程度，是人在活动中显示出的能量和作用。
健全人大立法体制和机制要特别处理好以下三对关系： 1.处理好党领导立法与人大主导立法之间的关系 在我国，坚持党对立法的领导是具有宪法依据的。立法是一种动态的、有序的事物，是一种活动过程。
发现分歧且允许利益主体表达分歧是协调能力的前提，吸纳和整合分歧是协调能力的关键。立法决策在我国的立法过程中首先是通过立法规划得以体现，立法规划是立法决策的重要载体，制定立法规划是为了提高立法质量，使立法工作安排更加科学、合理，做到立法决策同改革与发展决策相一致，保证立法活动有秩序地进行。该法第72条第4款的规定是我国首次涉及立法能力的法律规定，其立意显然是基于立法权限大范围扩容后地方立法主体立法能力不足甚至缺失的考量。提升立法者的立法能力是一项系统工程，面对中国的问题，立法者立法能力的提升，有赖于对影响立法能力的制度、体制、机制等进行整体改进与完善。
澳大利亚国会技能中心（PSC）专门负责议会加强和能力建设项目，包括访问议员和其他议会工作人员的学习计划。在我国，立法解释主要指向两种情况：一是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二是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
尽管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每届都在开展立法规划工作，但立法规划的作用是有限的，并没有得到严格的落实。[60]这无疑是可资借鉴的。
目前人大对财政的监督流于形式的现象比较严重，听有余而议不足。代表结构仍然是完善我国选举制度的重中之重。
立法机关不采取首长负责制或个人负责制进行活动，主要是以举行会议的方式实现自己的职能，作出最终决策。从词义来讲，立法能力是由立法和能力两个构词要素组成。[10]杨冠琼：《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18年版，第21页。甚至有的领导仅凭借个人的经验和主观意愿，基于政绩的要求，带着热情和冲动提出立法要求，缺乏调研和论证，进入立法程序后，倘若民主程序缺漏，领导意志被严格落实，往往会导致失败的立法甚至是错误的立法。
（四）协调能力 协调能力是指立法者妥善处理各种关系，为立法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促进立法目标实现的能力。[44]（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页。
伴随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面对中国的立法现实，立法能力建设更显重要和迫切。而人大主导立法除了需要有健全的体制机制作为保障外，其自身的立法能力也至为重要，人大立法能力是人大发挥立法主导作用的根基。
立法的完善阶段，主要强调的是解释能力。在法律的完善阶段，立法论证的重点在于论证立法的实效性，立法后评估及立法解释是其主要的路径与方法。